长白山航空旅游项目通过民航局运行合格审定

刘海波：我觉得是政治修辞的问题，90年代搞的是金融依附型的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这是一个旗帜和政治修辞的问题。

再加上中国以往渐进式改革的经验，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子比前几年有调整，会更加缓和一些。从中看出来一个现象就是，随着人民币的货币供应量不断上升，使得人民币真实的购买力每年都在快速地下降。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人民币兑美元周五（12月9日）盘中再次跌停，此次为连续第8个交易日触及跌停，连续8天的下跌之势引起了业内对人民币汇率的极大关注，外界对此纷纷做出各种猜测，你能否分析一下人民币连续跌停的原因？陈志武：我今天刚看到一个报道，美国彭博社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61%的国际投资者相信，5年内中国将出现银行危机，仅有10%的人认为中国可幸免于难我们对中国的出口在增加。如果你的银行模型表明你可能会损失10亿，你需要在一个特别帐户上有20亿来补位。在2012年到期的一笔贷款会被推迟到2015年，依此类推。这些担忧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让中国经济保持增长的途径之一。

中国的商业主要是通过公司和以百万计的成长型中小企业进行，并依赖这一领域进行创新。主要的俄罗斯（RSX）、巴西（EWZ）和印度（EPI）的交易所买卖基金均下跌超过21％。更本质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应该从注重物品拥有型转化为注重功能使用型。

对于我们而言，中国代表团第一、二点声明所指出的内容最为重要：坚持了双轨谈判机制、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且做出了第二承诺期问题的安排。实际上，不论哪个国家，都不愿，也不敢承担让议定书作废的历史责任。大家知道，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规模是正相关的但实际上，相比《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继续，这并不是一个首要目标。

例如，欧盟人均排放10吨，我们未来能否在人均排放6吨到8吨的情况下基本实现现代化？从而在低能源消耗和低碳排放的基础上实现发展。在产业结构上，应进一步加大服务经济的比重，加强工业中的去重化工业化。

对于我们而言，中国代表团第一、二点声明所指出的内容最为重要：坚持了双轨谈判机制、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且做出了第二承诺期问题的安排。美国模式，人均二氧化碳排放20吨，是世界当前人均4吨的5倍，这与他们高能耗高碳排放的生活方式有关。可惜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学者已经说了二十多年，但是跨越式的绿色发展却并没有真的变成现实。一种最悲观的估计则是《京都议定书》被废掉，这虽然是美国等伞型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挪威、新西兰、瑞士等国家的地理分布连线颇像一把伞，故形象地称之为伞型国家——编注）的最大期望，但却是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坚决不会同意的。

与此同时，绿色气候基金正式在德班启动。但是按本次德班会议的结果，2020年之后我们也必须开始承担有法律约束的减排任务。目前，我们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已超过了世界平均值的4吨。更本质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应该从注重物品拥有型转化为注重功能使用型。

我们的工业仍然在重化工业化，我们的城市仍然在建设成为小汽车依赖的蔓延城市，我们的人均建筑面积也已经超过了日本、欧洲的水平。中国最不能学习的就是美国模式，可美国模式恰恰是我们这二三十年来发展所依照的样板。

如果不是这样，中国的发展届时将会面临国内国外的严峻局面，陷于被动。大家知道，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规模是正相关的。

十二五规划强调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率为8%，但是我们许多地方还在试图追求比9%更高的增长。解振华在会场对有些国家进行公开批评，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等伞型国家从2008年的巴厘岛会议，到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再到这次德班会议，是在不断地偏离而不是靠近解决气候问题的国际公约。但对内而言，我们不应只认为是外界对我们施压，这种抵抗情绪不利于国内自觉主动地寻求转型。对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来说，最乐观的一种预期是，今年是《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最后一年，本次会议之后，发达国家接下来就转入第二承诺期，实施20%～45%的减排。虽然，按照历史累积的意义，中国还有增加排放的空间和理由。十二五规划已经提出，含水的清洁能源要达到11%强，单位GDP能耗要降16%，单位二氧化碳排放要降17%，就是这样的切实行动。

绿色气候基金的启动，看起来是本次德班会议最大的成果。例如，欧洲与日本的城市，地铁等公共交通非常发达，人均建筑面积也是有所控制的。

在国际上，我们要有章法地争取自己的权利，这毫无疑问。例如，购买一个洗衣机，消费者其实需要的是洗衣的功能，而非洗衣机本身，这样消费者与洗衣机制造商之间就可以发展出一种租赁型的服务模式，从而比改造洗衣机更有效地降低了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同时，不晚于2015年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法律工具或法律成果，从2020年开始共同承担有法律约束的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在低碳交通上，不仅要强调汽车大排量变小排量，发展新能源汽车，而且要强调发展公共交通替代私人交通，建设功能混合的紧凑城市。

折中的一种方案是，《京都议定书》原则上保留和继续，但是具体内容和目标要两到三年后再确定和落实，同时也启动2020年之后所有国家的共同减排方案——最后成为现实的，也正是这一打折扣但却是各方妥协的方案。而欧洲国家以及日本等，其生活质量达到了发达水平，但对应的碳排放，只有美国一半，即人均10吨左右。在曲折的延期、假草案闹剧之后，最终，南非德班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工作组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下的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的决议，宣布继续《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从2013年开始实施。例如，美国有很多摊大饼式、平面蔓延的城市，日常生活靠小汽车出行。

德班会议的信息告诉我们，对中国来说，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实际上，不论哪个国家，都不愿，也不敢承担让议定书作废的历史责任。

一味地求大求快求高，这是否真的有必要，是否真的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呢？中国低碳发展的关键问题，是战略地确定实现现代化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应该是多少，而这直接与选择何种生活方式相关。欧洲和日本在低碳发展方面好的做法，我们当然可以效法，但其实我们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一些，这就是绿色转型上的所谓后发优势。

这笔钱挂在这里，并未落实，而处置和使用都需要慎重斟酌。此前，我们就预料德班会议会有三种可能性。

（作者系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进入专题： 经济转型 。如何扭转这样的高碳发展趋势，对于中国低碳转型是极大的挑战。实际上，从中国自己的发展来看，不管全球气候问题的政治谈判结果如何，全球变暖的科学研究是否表明由人为因素造成，或者外界说低碳经济是阴谋和陷阱，转型发展已是当前迫在眉睫的主要问题。中国不能再继续高能耗、高碳排，必定要走上转变发展模式的道路，因为目前我们的发展模式，不仅不可持续，且已极大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美国早在2001年就已退出《京都议定书》，并反对第二承诺期，但表态愿意支持绿色基金。除了能源替代和二氧化碳吸收之外，要重点在提高能源效率上做工作。

中国未来的发展，肯定应该以能源消耗、二氧化碳为紧约束，倒逼发展模式转型。但是我认为，中国还有从经济增长速度上挖掘低碳发展的空间。

绿色气候基金包括快速启动资金300亿美元和长期资金1000亿美元，前者对应过渡期3年，后者对应2013年到2020年之间。显然，在接下去的10年里，中国亟待需要完成从高碳发展到低碳发展的艰难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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